金錢和政治

所謂的麥元，其實就是大麥，將固定量的大麥穀粒作為通用單位，用來衡量和交換其他各種貨物和服務。當時最普遍的單位是席拉（sila），約等於1公升。當時大量生產了1席拉標準容量的碗，每當人民要買賣東西的時候，就能很方便的量出所需要的大麥數量。另外，薪水也是以席拉為單位，用大麥來支付。每名男工一個月可以賺60席拉，而女工則是賺30席拉。至於領班則可領到1200至5000席拉。當然，就算是最会吃的領班，一個月也吃不了5000公升的大麥，但多餘的大麥就能用來購買各种其他商品，像是油、山羊、奴隸，還有購買除了大麥以外的食物。

雖然大麥本身也具有價值，但還是很難說服民眾將大麥視為貨幣，而不只是另一種商品。要解釋這點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扛著一麻袋的大麥到附近的百货公司，說你想買件襯衫或者一片比薩，會發生什麼事。店家很可能馬上就大叫保全趕人了。儘管如此，以大麥來當作第一種貨幣，建立信任關係，還算是簡單合理的選擇，畢竟再怎樣，大麥也還是有它生物學上的價值：人類可以吃。但另一方面，講到儲存和運送，大麥就還是有局限性。金錢貨幣史上真正的突破，就是人類終於開始相信某些貨幣形式，雖然它們本身沒什麼固有價值，但卻能方便儲存與運送。這樣的金錢制度，大約出現於西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：銀舍客勒制度。

舍客勒並不是某種貨幣，而是指「8.33公克的銀子」。《漢摩拉比法典》曾提過，如果某個上等人殺了一個女奴，就要賠償20舍客勒的銀子，這裡指的就是大約166公克的銀，而不是20個某種銀幣。《聖經》舊約的金錢交易多半用的也是銀子，而不是硬幣。例如約瑟的哥哥把他賣給以實瑪利人的時候，價錢就是20舍客勒，或說是166公克的銀子（與女奴的命一樣便宜。畢竟當時約瑟也只是孩子）。

但與先前的麥元制度不同之處，在於銀舍客勒本身並沒有什麼實用價值。銀子不能吃、不能喝、不能穿，質地也太軟，無法做成什麼有用的工具（如果做成犁或是劍，簡直就像用鋁箔做的一樣薄弱）。真正要用的時候，白銀和黃金只會做成首飾、皇冠以及各種象徵地位的物品；換言之，都是在特定文化裡，社會地位高的人所擁有的奢侈品。白銀黃金的價值完全只是因為文化賦予而來。

事實上，就算是現在，大部分的錢也不是以硬幣或鈔票的方式存在。目前，全球金錢總和為60兆美元，但所有硬幣和鈔票的金額加起來還不到6兆美元。換句話說，所有的錢有超過九成（超過54兆美元！）都只是顯示在電腦上的數字而已。正因如此，大多數的商業交易，其實只是把某臺電腦裡的電子資料搬到另一臺去。完全沒有任何實體金錢的交換。大概只有逃犯要買房子的時候，才會提著一大皮箱的錢出現。而只要大家都願意接受電子數據交易，就會比閃亮的硬幣或簇新的鈔票更方便，不僅更輕、更易攜帶，還更容易記錄留存。

千百年來，哲學家、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對錢嗤之以鼻，声稱錢為萬惡的根源。但就算真是如此，錢同時也是所有人類最能接受的東西。比起語言、法律、文化、宗教和社會習俗，錢的心胸更為開闊。所有人類創造的信念系統中，唯有金錢能夠跨越幾乎所有文化鴻溝，不會因為宗教、性別、種族、年齡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視。也多虧有了金錢制度，才讓人就算互不相識、不清楚對方人品，也能攜手合作。

這麼說來，如果全球經濟這塊大餅也只有固定大小，信用貸款並無利可圖。畢竟，信用就是「今天的餅」和「明天的餅」之間的價差，如果餅的大小不會改變，信用貸款也就沒有意義。除非你相信向你借錢的麵包師（或國王）會從對手那裡搶來更大的切塊，否則借他錢的風險豈不是太大了嗎？因此，在進入近代之前，想要貸款難如登天，就算真的貸到一筆款項，通常也是小額、短期、高利率。這樣一來，想創業的麵包師覺得前途茫茫，而如果是國王想籌措蓋宮殿或發動戰爭的資金，除了增稅之外，幾乎別無他途。這對國王來說問題不大（只要屬民還肯乖乖聽話就行），但如果是某個廚房裡的女傭，就算有了開麵包店的偉大夢想、希望力爭上游賺大錢，就只能繼續刷地打掃，做著白日夢。

這其實是雙輸的局面。因為信用有限，想要籌資創業就難上加難。因為創業停滯，經濟就不會成長。因為經濟沒有成長，大家就認為經濟不可能成長，即使是手上確實有資金的人，也不願意提供信用貸款給別人。於是，對於經濟停滯的預期，就確實造成了經濟停滯的結果。

接著，歷史上出現了科學革命和關於進步的概念。所謂的「進步」，是在承認我們的無知之後，認為只要投資進行科學研究，一切就能變得更好。很快的，這個想法就應用到了經濟上。只要是相信「進步」的人，就會相信透過各種地理發現、科技發明和組織發展，能夠提升人類生產、貿易和財富的總量。發現了大西洋的新航道而大發利市，並不需要犧牲過去在印度洋的舊航道。推出新的產品時，也不一定就代表要減少舊產品的產量。舉例來說，我們開了一家法式麵包店，並不代表過去的傳統麵包店必然關店大吉。民眾會培養出新的喜好、吃得更多。我賺錢，不代表你就賠錢；我變壯了，不代表你就得餓死。全球的這塊餅，可以有變大的潛力。

在過去五百年間，這種關於進步的概念說服了全球人民，將愈來愈多的信任交付給未來。正是這種信任創造了信用貸款；而信用貸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成長；正因為有成長，我們就更信任未來，也就願意提供更多的信用貸款。這種改變並非一夕之間；經濟比較像是雲霄飛車，而不是熱氣球。雖然途中起起伏伏，但大方向十分明確。現在全球的信用貸款如此盛行，不管是政府、工商企業或個人，大都能輕鬆取得大額、長期、低利率的信用貸款，金額遠遠超過他們現有的收入。

由於相信全球經濟這塊大餅可以不斷變大，最後終於產生了一場革命。1776年，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·斯密出版了《國富論》，可說是史上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。在《國富論》的第一卷第八章，亞當·斯密提出了以下的創新論述：如果地主、織工或鞋匠賺得的利潤高於養家糊口基本所需，就會雇用更多助手，好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潤。利潤愈高，能雇的助手也愈多。由此可見，民間企業的獲利正是社會整體財富和繁榮的基礎。

目前聽到這種說法可能覺得十分普通、了無新意，但這是因為我們就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裡，亞當·斯密的理論早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了。電視新聞每天都可以聽到類似的主題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。然而，亞當·斯密明確提出：人類全體財富的基礎，就在於希望增加個人利潤的自私心理。這一點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，而且還不只是從經濟的角度，也包括道德和政治的角度。亞當·斯密其實告訴我們：貪婪是好的，而且我們讓自己過得好的時候，不只是自己得利，還能讓他人受益。利己就是利他。

於是，亞當·斯密讓我們認為經濟是一種雙贏的局面，我獲利就是你獲利。這樣一來，我們不僅可以同時享受這份變大的大餅，而且正因為我這塊變大了，你那塊也會跟著變大。而如果我變窮，我就買不起你的產品或服務，你賺不到錢了，也會變窮。如果我有錢，因为你就能把東西賣給我，所以你也就跟著富裕。亞當·斯密推翻了傳統上認為財富與道德彼此對立的概念，這下子，天堂的大門也會為富人而敞開，而有錢也就是有了道德。在亞當·斯密這個版本的故事裡，人會變得富有，并不是因為剝削鄰居，而是因為讓整塊大餅變大了。隨著大餅變大，人人都能受益。這麼一來，可說正是有錢人推動了經濟成長的巨輪，讓人人都能得利，他們可真是整個社會裡利他、仁厚的典範了。

然而，我們今天已經打破了這個叢林法則。現在呈現的是真正的和平，而不只是沒有戰爭。對於大多數的政體來說，都沒有什麼合理可信的情況，會在一年之內導致全面開戰。有什麼可能，會讓德國和法國忽然開戰？中國和日本開戰？巴西和阿根廷開戰？雖然可能會有某些小規模邊境衝突，但現在除非發生了某個世界末日等級的事件，否則幾乎不可能再次爆發傳統的全面戰爭。如果說明年這個時候，阿根廷裝甲師要一路橫掃到巴西里約的大門口，而巴西又要地毯式轟炸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，機會只能說微乎其微。當然，有幾對國家之間仍然可能出現戰爭，像是以色列和敘利亞、衣索比亞和厄立垂亞，或是美國和伊朗，但這些只是少數例外。

當然，未來情況也可能有所改變，到時候回頭來看，就會覺得現在這個想法天真得難以想像。但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，現在的天真仍然是件好事。在過去，從來沒有這種四方和平、難以想像戰爭爆發的年代。

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發表不少著作和文章，解釋為何現在會有這種令人愉悅的發展，其中大致提出幾項重要因素。首先，戰爭的成本大幅上升。如果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年才頒發一次，那應該頒給歐本海默以及與他一起研發出原子彈的同事。有了核武器之後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再開戰，無異於集體自殺。想要以武力征服全球，已經成了不可能的任務。

其次，正因為戰爭的成本飆升，也就代表利潤下降。在史上大多數時候，只要掠奪或兼併敵人的領土，總是能為自己的國力注入一劑強心針。過去的財富多半就是田地、牛隻、奴隸和黃金，無論要搶劫或占領都十分方便。但是到了今天，財富的形式變成了人力資本、科技知識，以及銀行這種複雜的社經結構，想要搶奪或是占領都相當困難。

讓我們以加州為例。加州最初是以金礦起家，但現在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矽谷和好萊塢。如果今天俄羅斯忽然打算武力進犯加州，派出百萬大軍登陸舊金山海灘，揮軍直入，一切會如何？他們幾乎將一無所得。畢竟，矽谷雖然叫矽谷，卻沒有矽礦。這裡的財富都藏在點子和想法裡，也就是藏在那些矽谷工程師，還有好萊塢的編劇、導演和特效人員的腦袋裡。俄羅斯的坦克車還沒開到日落大道，他們早就已經搭機逃到海角天邊去了。雖然世界上仍然偶爾會發生大規模國際戰爭（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、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），但原因在於這些地方的財富多半屬於傳統的實質財富。雖然被侵略國的許多政要也能逃往國外，但油田卻是萬萬跑不了。